安正法訊第二十二期
【時事法評】
刑事訴訟法 108 年 12 月修法之簡析
108 年 12 月,就在立法院因反滲透法與礦業法等法案而獲得媒體與社會矚目之際,刑事訴訟法亦默默地於 10 日與 17 日分別針對等被害人參與程序、再審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兩公約)等議題而增訂、修正數十條條文,此次修法對人民權益不無影響,以下簡介之:
一、被害人參與刑事訴訟程序
以往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能擔任的角色為證人或告訴人,在漫長訴訟程序中感受到的往往不是「正義獲得伸張」的慰撫,而是「全然與己無關」的疏離,甚至因而在訴訟過程中受到二次傷害,此一問題由來已久,於 105 年舉行之司改國是會議更為此設立小組專門討論此問題,司法院並於 106 年 8 月 12 日之總結會議表示「希望從這個保障被害人的隱私,避免二度傷害,能夠對訴訟資訊隨時掌握,在法庭上面給被害人有一個一定地位等等來設計」,法務部亦承諾研議「增訂被害人訴訟參加制度的修法建議案,也會賦予被害人聲請調查證據權及獨立上訴權的可行性」。
108 年 12 月 10 日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某部分即是針對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之保護與參與程序,而做出以下修正:
1.保護:包括強調被害人在偵查與審判中之隱私權應受保障(第 248 條之 3第 1 項與第 3 項、第 271 條之 2 第 1 項)、受訊問或出庭時,如有必要應給予和他人隔離之空間以避免二度傷害(第 248 條之 3 第 2項、第 271 條之 2 第 2 項)、視情況將被害人與被告轉介至修復性司法機構(第 248 條之 2、第 271 條之 4)、被害人之信賴者可陪同在場(第 248 條之 1、第 271 條之 3)。
2.參與:僅限特定涉及生命、身體、自由或性自主之重罪(如擄人勒贖、強盜、買賣人口、殺人等,參第 455 條之 38 第 1 項各款),被害人可向審理之法院聲請參與訴訟,經法院准許者,被害人可選任代理人(第 455 條之 41 第 1 項)、可要求卷宗與證物影本(第 455 條之 42第 2 項)、有受通知出庭並表示意見之權利(第 455 條之 43、44)且對每一項證據調查、科刑範圍皆可表示意見(第 455 條之 46、47)。
以上修正固有其美意,惟具體運作是否會與被告防禦權產生衝突(例如對質詰問權強調被告得與不利證人「面對面」進行詰問),恐怕仍要觀察法院在個案中究竟會如何綜合考量立法理由所稱之「犯罪性質、被害人之年齡、心理精神狀況及其他情事」;同樣地,法院如何判斷被害人「是否適宜參與訴訟」亦值得觀察,例如,儘管條文係規定被害人於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皆可聲請參與程序,惟立法理由則明白舉例認為「被害人於第一審之審理期間並未聲請訴訟參與,迄至第二審接近審結之時始聲請訴訟參與,即應考量是否有對於被告防禦權產生無法預期之不利益之虞」,則被害人越晚提出聲請,被駁回之機會似乎會越高。最後,儘管告訴人亦為犯罪之直接受害人(刑事訴訟法第232條)惟告訴人與訴訟參與人,各有不同地位與權利,例如,僅有告訴人得於偵查中提出證據保全(第219條之1)、得對檢察官作成之緩起訴與不起訴處分提出再議乃至於交付審判,因此前述特定重罪案件之被害人,如欲充分保障其參與程序之權利,仍應先提出告訴,取得告訴人之地位,並待檢察官起訴後再向法院聲請參與本案訴訟,以取得訴訟參與人之地位。
二、再審
再審雖為我國刑事訴訟法救濟確定判決之管道,惟其過於低落之翻案成功比率向來為人詬病,向來不乏論者主張應調整再審之程序與實體要件,而自104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放寬再審之實體要件後,再審案件數的確有相當程度的提升,自司法院公報數字可看出,相較於102至104年間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合計共新收74件再審案件,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在105至107年則新收了149件再審案件,數量提升將近一倍,本次修法雖如立法委員周春米所述,僅是放寬再審之程序要件,但也可以想見,未來再審案件應會因而更為增加。
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正前再審規定於第420至第440條,本次修法雖增訂第429條之1至第429條之3,並修正第429條、第433條、第434條,修正內容包括:應提供給法院之原判決繕本,可釋明理由後由法院直接調取,不再要求聲請者要自行備妥原判決(第429條)、法律上程式有欠缺而可補正者,法院應先命補正,不可逕行駁回(第433條)、聲請再審遭駁回者,可於10日內提出抗告,而非對一般裁定不服之5日內提抗告(第434條)、得釋明再審事由之證據與所在,並請法院為其調查,減輕聲請人對再審事由之證明義務(第429條之3第1項)、法院應開庭且聲請人有到庭陳述意見之權利(第429條之2本文)、可委任律師代理且有卷證資訊獲知權(第429條之1第1項、第3項)。
我國刑事訴訟再審之制度自17年刑事訴訟法制定時即存在,近年始對之加以修正,以便更貼近聲請人針對確定判決尋求救濟之需求,值得讚許,未來實務上會因應修正而有何種發展,亦值得期待。
三、針對兩公約之修法
18日之修法雖號稱為落實兩公約精神,周延保障人民權益,惟亦大幅擴大較具爭議之預防性羈押,其修正要點簡介如下:
1.權益保障:
(1)拘、捕時權益:拘提應於「必要時」使得為之(第76條)、拘捕時應當場告知拘捕原因並踐行第95條第1項之告知(第89條第1項)並書面通知指定之親友(第89條第2項)、如使用戒具並應注意受拘捕者之身體與名譽(第89條之1)。
(2)受訊問時權益:明定被告受訊問時,在場之辯護人得協助被告閱覽筆錄,並得對筆錄表示意見,亦得要求增、刪、變更筆錄內容(第41條第2項、第3項)、明定訊問證人亦不得使用不正訊問且應全程錄音錄影(第192條)。
(3)審判中權益:請求發還扣押物之影本(第142條第3項)、明定告訴人得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調查證據(第163條第4項)、科刑辯論(第289條)。
(4)救濟之保障:延長再議提出期間為10日(第256條第1項、第256條之1第1項)、延長上訴期間為20日(第349條)、延長補提上訴理由書之期間為20日(第382條)。
2.預防性羈押:預防性羈押規定於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原有8款規定,經本次修法後,擴張至11款且幾乎每一款之規定皆添加新內容,而適用範圍更擴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與人口販運防治法等特別刑法之條文,導致該條文變得相當冗長。
本次修法中,最值得觀察者,可能是第289條第2項之科刑辯論。蓋法院審理案件後,會如何科刑,往往是被告與辯護人最為捉摸不定,只能自審理時法院之隻字片語推敲,而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289條第3項亦僅規定當事人得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就此,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理由書即曾提及:「為使法院科刑判決符合憲法上罪刑相當原則,法院審判時應先由當事人就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等事實及其他科刑資料,指出證明方法,進行周詳調查與充分辯論,最後由法院依法詳加斟酌取捨,並具體說明據以量定刑罰之理由,俾作出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科刑判決」,顯與條文簡略的「當事人表示意見」有相當大落差,此部分的修法可以說落實大法官釋字第775號之要求,值得讚許,但實務上會如何運作,有無可能突破法院科刑的黑箱,仍有待後續觀察。
另一個值得注意者,應是預防性羈押適用範圍的擴張,儘管立法理由已明確指出其係針對「重罪且實務上再犯率較高之罪名」而進行增補,但細究修法內容,不免令人好奇立法機關如何認定所謂「再犯率較高之罪」究竟所指為何,如實務上較為難見之刑法第185條之1之劫持交通工具罪,或被害者數量而言較難想像能反覆實行之刑法第272條之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此部分立法毋寧是針對社會矚目案件,為避免「這種人不羈起來還放在外面傷害人」的抨擊,而將這部分罪名列入預防性羈押之範圍,此做法是否妥適,恐有疑問。
四、結論
12月的修法往被害人保護與參與、便利再審與貼近兩公約的方向調整,值得讚許,後續是否會再因應實務發展而做出進一步修法亦值得觀察。惟就律師之角度而言,此次修正可能與「改變現狀」的目標尚有距離,例如大多數之「犯罪被害人」皆非本次修法所預設之「影響人性尊嚴至鉅」之「生命、身體、自由及性自主」法益之被害人(參第455條之38立法理由),當然立法者有說明此係考慮「資源合理運用」,但必然會呈現的現象就是「某些被害人比其他被害人更值得保護」,一方面,被預設為「次等被害人」其內心的不滿,顯然會透過對於司法制度的抱怨來宣洩,另一方面,則是被害者的痛苦到底是不是能夠用法益量化亦有疑問(被詐欺終身積蓄者與被重傷者,何者的人性尊嚴更受到傷害、需要維護一事,並無法被評價)。因此新修正之刑事訴訟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化解一般人民因刑事訴訟制度不友善的既有印象,或者能夠減輕因刑事訴訟而受到的二次傷害,是有疑問的。而法院固然有可能透過此次修法後建立之制度,透過訴訟指揮的方式個案地讓「次等被害人」於訴訟程序中享有較大程度的參與空間(例如詢問意見),但此恐非治本之道,或可考慮提高告訴人在刑事審判中的參與權限。至於所謂的配合兩公約條文而修法,是否有必要強調「兩公約」亦有疑問,姑且先不論立法理由甚至連擴張預防性羈押一事,亦牽拖兩公約有規定「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而忽視浮濫使用預防性羈押一事是否符合兩公約之根本問題,其餘修正之規定如:對證人不得不正訊問、在場之辯護人於被告受訊問時得協助,本屬防禦權保障之範圍,亦為學界向來所肯認,似無援引我國98年始審議通過之兩公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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