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正法訊第六十二期
【時事法評】
黃牛末日?-從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10 條之 1 的立法談我國法對於黃牛之管制
一、前言
隨著全球對 COVID-19 疫情的解封,我國政府也逐步調整各種防疫政策,無論是國人出國旅遊,或國外演藝人員開唱,亦逐漸回到疫情前的發展。
但隨著景氣復甦,「黃牛」帶來的問題也再次浮現,如著名韓國男團 SUPER JUNIOR,也因為黃牛票的問題,宣布原定於民國(下同)111 年 11 月 25 日來台辦的兩場演唱會,特地再加開一場1。對於黃牛的憤怒也迅速反映在我國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於 111年 11 月 28 日即出現標題為「黃牛猖獗,影響台灣藝文活動市場,提議推動藝文表演票券「購票、取票、入場三階段票券實名制」」之提案,並迅速於提出後一日內獲得萬人附議,突破 5,000 人的附議門檻2。
文化部隨後在 112 年 3 月 17 日公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十條之一、第二十七條之一修正草案,宣布擬增訂「將藝文表演票券以超過票面金額百分之十之對價販售或代購者,按票券張數,處每張票券價格之五倍至三十倍之罰鍰。」、「以虛偽資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電腦及其相關設備購買藝文表演票券,取得訂票或取票憑證,致損害購票公平性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以下罰金。」,企圖以行政罰和刑罰雙管齊下的方式遏阻黃牛,並開始徵集民眾意見。
不意外地,「黃牛」當然不會因演藝人員的點名、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的聲浪,或是文化部預告修法而有所收歛。在韓國人氣女團 BLACKPINK 於 3 月 18 日、19 日進行的兩場演唱會中,合計共 9 萬張票中有將近 8,000 張票出現在二手售票平台上,且當中又有九成的門票皆以超過原訂價格兩倍以上的價格出售4,此外又有各種粉絲遭詐騙5與演藝人員有特權取得票券入場6的新聞,導致民眾對於「黃牛」的不滿攀升到極點,諸多立法委員皆認為上開修正草案有調整必要,最終針對上開規定提出十餘組修正案,報導可參考 https://news.tvbs.com.tw/entertainment/1968566網頁可參考 https://join.gov.tw/idea/detail/aedb9950-3c9e-4795-bbf3-dffa8d320fa3網頁可參考 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3_152195.html圖表可參考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82746報導可參考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4253595、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0321002252-260402?chdtv、https://udn.com/news/story/7320/7041173報導可參考 https://news.ebc.net.tw/news/entertainment/359523文化部亦自行調整上開草案內容並大幅提高罰則。
在立法院 112 年 5 月 12 日三讀通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修正草案後,報導多援引文化部的說明,稱此次立法是展現政府掃蕩黃牛的決心7,但此次修法是否洽當,恐怕還有疑問。
二、我國法上對於黃牛行為之管制
(一)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4 條第 2 款
一般討論我國就黃牛行為之管制,多是指民國 80 年 6 月 29 日制定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4 條第 2 款,該款之規定內容為「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一萬八千元以下罰鍰:二、非供自用,購買運輸、遊樂票券而轉售圖利者。」,但該規定除有明顯不合時宜、顯然過低的罰款數額外,更因為條文明確規定「購買…而轉售圖利」,導致部分司法實務見解將本條文規定理解為「已完成轉售、獲得利益後,才可處罰」,從而「尚在刊登、販賣階段不罰8」,甚至認為在員警為查緝黃牛已向黃牛聯絡購票並當場逮捕的情況,因黃牛業者並未成功售票獲得利益而不罰9,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即據此呼籲應盡速修正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10。
然而,法院見解並非一成不變,近年來亦有裁定未將「轉售圖利」理解為客觀上的「轉售後獲得利益」,而是切割成客觀的「轉售」行為與主觀的「圖利」意圖,指出:「轉售」之定義雖無明文規定,然立法者既係處罰足以擾亂市場交易價格及秩序之行為,解釋上即不應以票券之交付為必要,亦即,倘行為人基於營利之意圖購買票券,並著手於轉售販賣他人,其行為即已足嚴重影響他人購買之機會,且擾亂交易市場之秩序,即應為本條立法意旨所欲處罰之行為。11」、「立法意旨無非認前述行為足以擾亂市場交易價格及秩序,且可能造成價格哄抬,致損害消費者權益,而現今交易型態改變,熱門演唱會票券多在售票網站上販售,將購得之演唱會票券以數倍之高價轉售圖利,亦影響他人購買機會及造成糾紛,自亦符合本條應予取締之規定。又「轉售」之定義雖無明文規定…自不以票券之交付為必要12」,藉此擴大懲罰黃牛的可能性。換言之,「尚未出售」、「尚未取得對價」等說詞,已非黃牛行為的免死金牌,縱然尚未獲利,經查緝後仍有機會被裁罰。但即便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4 條第 2 款的法律見解有所不同,法條規定的新臺幣(下同)18,000 元罰鍰,實無從嚇阻大規模掃票的黃報導可參考 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153346.html臺北簡易庭 108 年度北秩字第 41 號刑事裁定參照臺北簡易庭 106 年度北秩字第 167 號刑事裁定、臺北簡易庭 106 年度北秩字第 186 號刑事裁定、臺北簡易庭 106 年度北秩字第 237 號刑事裁定、臺北簡易庭 106 年度北秩字第 288 號刑事裁定參照網址可參照 https://www.consumers.org.tw/product-detail-3386125.html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秩抗字第 7 號刑事裁定、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7 年度秩抗字第 5 號刑事裁定參照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8 年度秩抗字第 6 號刑事裁定參照牛。
(二)鐵路法第 65 條
除了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外,鐵路法亦於民國 67 年即於第 65 條規定「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者,處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惟時至今日,本條文內容除顯然處罰過輕而不合時宜外,在實務上亦未能發揮嚇阻黃牛的效果。據報導,網路警察局在 100 年、101 年、102 年進行「淨網專案」查獲的黃牛票分別是 5,500 張、33,000張、761,000 張,可見黃牛票的數量非但未因逐年取締而收斂,反而因為陸客來台等因素爆炸性增長13。
立法者因而於 103 年 5 月、105 年 10 月兩次修正第 65 條之規定,以強化對黃牛的嚇阻。現行鐵路法第 65 條第 1 項規定「購買車票加價出售或換取不正利益圖利者,按車票張數,處每張車票價格之五倍至三十倍罰鍰。加價出售車票或取票憑證圖利者,亦同。」,第 2 項則規定:「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而購買車票、取得訂票或取票憑證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可以看得出來,相較於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4 條第 2 款與 103 年修正前鐵路法第 65條的規定,新修正的鐵路法第 65 條意識到除「銷售票券」行為外,針對售票前的「排擠一般消費者購買票券」行為加以規範,且罰鍰金額也彈性地以車票價格計算,以求杜絕僥倖心態。
儘管修法後的鐵路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2 項某程度上解決了以往對於鐵路黃牛立法不足的困境,但也在同時讓一些以往即存在、但因更嚴重的黃牛票爭議而掩蓋的問題浮出檯面,即:受委託為人購票並收取酬勞(代購),是否為黃牛?
就此,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簡字第 159 號行政訴訟判決針對「提供湊團管道訂購高鐵 30 人團體優惠票」的收費行為,明確指出:「如行為人係受託代購(訂)車票、單純代售車票未獲有利益、未加價轉讓出售車票獲利,縱代購車票者、代售或轉讓出售車票者與委託人、買受人、受讓人間有約定委任事務之報酬、一定手續費、或其他與車票價值無關之必要費用(例如郵資、車資等),仍不符合鐵路法第 65 條第 1 項之處罰要件。然此非謂受託人、出賣人或讓與人一旦以代購車票之報酬、代售車票或出售車票之手續費、必要費用名義收取費用,即一律不構成鐵路法第 65 條第 1 項所管制之行為。如行為人於具體個案中,刻意將高於車票價值之費用列為委任事務報酬、手續費或其他必要費用名目,以規避鐵路法第 65 條第 1 項之處罰,自仍屬該條之處罰範圍。」。
亦即,對於「代購」行為,似是認為應採取個案認定,如收取合理委任報酬(未高於車票價值),即非屬黃牛;如收費不合理,則是蓄意規避鐵路法 65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機關仍得予以裁罰。
報導可參照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55113、 https://finance.ettoday.net/news/522255經交通部提起上訴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9 年度簡上字第 115 號判決除維持原判決外,並強調:「倘若行為人並非基於買賣關係交付車票給他人,縱其於交付車票時額外收取一定金額之費用,因該費用並非車票之對價,自無所謂「加價出售」之行為,而不該當「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之處罰構成要件…承上鐵路法第 65 條第 1 項法文規定及立法理由以觀,其意旨無非禁止「非實質消費者」(俗稱「黃牛」)買入車票壟斷票源再高價賣出,以確保消費大眾得公平使用鐵路大眾運輸系統之利益,所保護者並非鐵路運輸系統業者之商業利益或運輸規劃策略(如售出團體票、個人票所占車廂比例);只要行為人並非藉買入車票方式壟斷票源再加價賣出,以致侵蝕真正有需要之消費者直接向鐵路運輸系統業者或其委託之物流業者公平購票之可能,基於處罰法定原則,即難援引上開規定予以處罰。當然,更不可以藉該規定,即不當阻絕人民從事任何為實質消費者(真正使用大眾運輸系統者)「代購」車票之新興契約行為,妨礙正常社會商業活動發展。」,肯認作為新興契約行為的「團購優惠票」與「黃牛」有所不同。至於鐵路法第 65 條第 2 項所針對的「不正方法購票」,目前司法實務上幾乎都是用來處理「輸入他人身分證號碼訂購車票」的案例,而此種「輸入他人身分證號碼」的案件,本來即會同時構成刑法第 220 條的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法院向來也都是適用刑法第 220 條之規定為判決14,根本也不待鐵路法第 65 條第 2 項的增訂即可處理。而之所以尚未見到原先要打擊的目標(即利用「不正指令」大舉掃票的黃牛)因而落網、受審判,其原因究竟是事實上沒有利用「不正指令」購票,抑或是技術上無從證明行為人利用「不正指令」購票?實有待立法者進一步檢討,未來實務有無機會適用本條規定、對於不正方法或不正指令有何說明,亦有待繼續觀察。
(三)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10 條之 1
甫修正通過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10 條之 1 很明顯參考鐵路法第 65 條的規定,以「售票-行政罰」與「掃票-刑罰」的方式,在第 2 項、第 3 項分別規定:「將藝文表演票券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者,按票券張數,由主管機關處票面金額或定價之十倍至五十倍罰鍰。」、「以虛偽資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購買藝文表演票券,取得訂票或取票憑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惟所謂的「藝文表演票券」,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本身並未提供明確定義,僅在立法說明中可以看到立法者提出的定義,即:「現場演出之音樂、戲劇、舞蹈或其他形式之文化創意產業活動」,考量到立法理由一併強調之所以要規範藝文表演票卷之買賣,如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9 年度上訴字第 1062 號刑事判決即明確指出:「鐵路法第 65 條第 2 項之罪,其法定刑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下同)300 萬元以下罰金,相較於刑法第 216條、第 220 條第 2 項、第 210 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之法定刑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無選科主刑,依刑法第 35 條第 3 項第 1 款之規定,應以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為較重之罪,公訴意旨認應從一重依鐵路法第 65 條第 2 項規定處斷,容有誤會。」
是因為這些票券具有「一定時間(限時)、獨家供給(特定表演者)、數量限制(場地及檔期有限)」特色,會造成搶購、供不應求現象。未來在判斷個案票卷是否屬於藝文表演票卷,或許可參酌限時、獨家、限量的特性來作為輔助的判斷基準。儘管如此,在具體個案究竟應如何判定,恐怕也會是未來的爭議點之一,例如:電影產業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的文化創意產業,則電影票、有導演在映後座談的電影票、播映內容為演唱會現場衛星連線的電影票,是否也都是或者部分是藝文表演票券?此外,如對比文化部於 112 年 3 月 17 日公告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十條之一修正草案,可發現修正草案欲規範的「代購行為」已於三讀條文中刪除,惟此一刪除,並不意味著立法者同意上開行政法院對「黃牛」、「代購」區分的見解,或者已肯認代購業者得收取合理委任報酬。恰好相反,立法者默默地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10 條之1 立法理由第 4 點表態認定:「本項規定所稱將藝文表演票券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者,於本次修正施行後,其於任何管道購得、轉售票券所支付之手續費、郵寄費等費用,均應納入販售金額計算」,則自代購管道所取得的票券,相關費用都將列入販售金額,不問此金額是否合理。
此一規定是否妥適,恐不無疑問:即便幫友人購票並先透過便利商店列印取票,向友人一併收取的票券列印費用,依立法理由的認定,也同樣是販售金額,從而違法,可裁處票面金額 10 倍以上罰鍰;因臨時有事無法出席活動,以買家自行負擔運費的方式原價售票,同樣也違法,需面臨票面金額 10 倍以上罰鍰。本文雖可理解立法背景當下的民怨沸騰,但如此嚴格而不近人情的立場,顯然矯枉過正,所針對者早已非典型的「黃牛」行為,而是擴及到一切廣泛的「轉讓」行為。
立法院本身並非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如立法院法制局於 112 年 4 月提出審查修法的審查報告,即建議:為了準確打擊「黃牛」,應加入行為人主觀上有「圖利意圖」的限制,以避免人民的買賣自由過度受到限制。文化部就此一建議雖亦表示認同15,惟就最終法條文字與立法理由觀之,審查報告的建議顯然未獲採納。
更值得深思的是,立法者為了避免立法後成效不彰、徒具象徵意義,除另於同條第4 項規定:
「主管機關為調查或取締前二項違規事實,得洽請警察機關派員協助。」,強化主管機關的稽查能力外,更於第 5 項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檢舉查獲第二項、第三項規定之行為,除應對檢舉人身分資料嚴守秘密外,並得酌予獎勵。」,以強化一般民眾提出檢舉的誘因,文化部亦宣稱將研議最高 10 萬元的檢舉獎金16。在構成要件已然極為寬鬆、輕易令一般民眾觸法的前提下,竟又另行提供獎金鼓勵民眾檢舉,即便設計的獎金發放機制上設有嚴格篩選門檻,是否可能造成更多糾紛,實非無疑。此外,條文的設計即便確實能阻礙黃牛業者透過「買賣」牟利,卻未必能讓黃牛業報告內容可參照 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3800&pid=228312同註 7者轉以「仲介」獲利,亦即,透過收取仲介費用的方式,「引介」賣家以原價(甚至低於原價)售票,仲介者勢必宣稱其只負責引介,對雙方議價過程不知悉;賣方並未獲得超過票面價格的利益,也非條文規範對象。如要真正打擊黃牛,恐怕只能期待售票平台與警察機關的合作,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10 條之 1 第 3 項的規定將利用程式掃票的源頭截斷。
三、結論
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10 條之 1 的立法過程中,一個浮現的討論是:我國有無需要如同日本統一針對電影、歌劇、藝術、體育活動等等制定規範黃牛票的專法(即日本的「特定興行入場券の不正転売の禁止等による興行入場券の適正な流通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
但就目前立法院的態度觀之,未來應仍是傾向延續鐵路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的趨勢,在各別需防堵黃牛票的相關法律領域中,各別增設反黃牛條款,如教育部即已研議參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的立法模式,就運動產業發展條例進行修法,以規範運動賽事票券的黃牛票17。
考慮到各主管機關應就其負責之領域應較為熟捻,各自制定對抗黃牛之條款本無不可,惟各法律間規範強度與法條用語仍應有一致性,就現況而言,如同下表整理所示,三法間是否具備一致性,恐非無疑。即便撇去年久失修的社會秩序維護法不看,也難以理解被認為是「剛性需求」、必需品的火車票,為何在罰鍰上下限皆輕於藝文表演票券?
虛偽資料、不正指令、不正方法彼此內容、關係為何,何以鐵路法三者兼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毋庸考慮不正指令?反映的是不同領域的購票實務差異,或是立法者倉促立法、未及深思?會否因而影響執法成效?皆有待時間來檢證。
票券種類規範行為罰則法源車票、訂票、加價出售、換取不正(行政罰)每張車票價鐵路法第 65 條第 1 項取票憑證利益圖利格 5 至 30 倍罰鍰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刑罰)5 年以下有期徒鐵路法第 65 條第 2 項或不正指令輸入電腦刑或科或併科新臺幣或相關設備而購買 3,000,000 元以下罰金藝文表演票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行政罰)票面金額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券販售(不要求圖利)定價 10 倍至 50 倍罰鍰第 10 條之 1 第 2 項以虛偽資料或其他不(刑罰)3 年以下有期徒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正方式,利用電腦或刑,或科或併科新臺幣第 10 條之 1 第 3 項相關設備購買 3,000,000 元以下罰金參立法院公報第 112 卷第 39 期委員會紀錄第 543 頁。
運輸、遊樂票非供自用,購買後轉(行政罰)3 日以下拘留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4券售圖利或新臺幣 18,000 元以下條第 2 款罰鍰
本文僅為一般法律資訊分享,不構成具體個案之法律意見;個案請洽本所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