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正法訊第六十四期
【時事法評】
是 Me too 還是 You too:誰來評價我們與惡的距離?
#MeToo 起源於西元 2017 年 10 月的 Harvey Weinstein 的性騷擾事件,隨後便如野火燎原般的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的一個主題標籤,用於譴責性侵犯與性騷擾行為,後經女演員 Alissa Milano 的傳播而廣為人知,Milano 鼓勵女性在推特上公開自己相似的受害經驗與經歷,「讓受害者發聲」使大眾能夠認識到不當行為與受加諸痛苦的普遍性。
臺灣今年第二季不知不覺的吹起了#MeToo 風,初以不疾不徐的節奏慢慢浮現各種隱藏在光鮮亮麗下的傷痛,於今年度 5 月 31 日開始,民進黨前黨工爆出遭合作廠商導演性騷擾後被吃案,接續多名政治人物、名嘴均被爆出涉犯性騷擾甚至是強制猥褻,隨著骨牌一一的倒下,從政治圈延燒至媒體圈、藝文界、教育界等等,緊接著演藝圈如排山倒海一般連續被爆出多起性醜聞,多名男藝人紛紛翻車,更有檢警介入調查的狀況,隨後,各種#MeToo 更如雨後春筍一般一一出現,從軍方版、網紅版、檢警版最後在法官論壇上出現了送請法官評鑑委員會進行評鑑的「司法版」,#MeToo 不知何時成為了俯仰皆是、唾手可得的談資,多數人或許為受害者悼念三秒鐘,其後各種猜測版本與吃瓜心態便紛紛出籠。在族繁不及備載的各種#MeToo 中,到底誰是被害人、誰又淪為受報復的工具全都深陷在如浮世繪一般綺麗又混亂的大型社死現場中。
對於各界發起的各種檢討聲(當然不敢檢討被害人,誰敢?) ,行政院於 7月 13 日快速地通過「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工作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
修正草案,強調以保護被害人為中心,目標在於強化「有效」打擊加害人的裁罰處置,同時完備「友善」被害人的權益保障及服務,確保性騷擾防治得以落實,讓社會更友善安全。這樣的思考是基於性騷擾事件通常發生在一瞬間,在當下無法以任何對應的方式保障自身的身體自主權益,也正因為被害人往往因受到驚嚇,來不及反應及保存證據,維護被害人事後敢於申訴權益,鼓勵受害人能常態的直面問題,就會變的非常重要,避免再次淪陷在「為何他們都不願意說呢?」的無限循環上。基此,性騷擾防治法草案第 7 條明定政府機關、部隊、學校等機構於所屬公共場所應採取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措施,例如調整照明設備及改善監視器視線死角,違者依草案第 28 條規定將處新臺幣兩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做為積極促進各單位以身作則優化客觀設施。此外,性騷擾防治法同時增訂「被害人保護專章」,7 月 24 日立院更是初審通過草案第 10 條明確規範媒體及因職務或業務知悉被害人隱私者,應予保密,明確「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識別被害人身份之資訊,但被害人為成年人且本人同意、受監護宣告者取得其監護人同意、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認為有必要者不受此限。但若監護人為該性騷擾事件行為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時,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份之資訊。」的立法方向,並通過違者依草案第 26 條加重處罰六萬至六十萬。另為保障被害人並嚇阻性騷擾行為,草案第 25 條及第 27 條分別提高行政罰鍰最高額為新臺幣六十萬元外及刑事責任也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草案第 12 條另新增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法院並得因被害人請求,依侵害節節,定定害害額一至至三至的懲罰性賠償金,以嚴懲權勢性騷擾行為人。
本次修法行政院也特別重視從屬與利用權勢而發生的職場性騷擾行為的處遇方式,行政院所提的性別平等工作法草案第 13 條規定,雇主接獲被害人申訴時,應通知地方主管機關;經調查認定屬性騷擾的案件,並應將處理結果通知地方主管機關;另本次草案提案亦建立公權力「逕直介入」的外部申訴管道,草案32 條之 1 規定,受僱者或求職者遭受性騷擾,且申訴人屬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或是不服被申訴人的雇主所為調查或懲戒結果時,得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盡力降低被職場搓湯圓的節況,並且草案第 38 條之 2 也規定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有性騷擾者,可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為使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遭受性騷擾而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訴時,也可獲得有關法律的諮詢或扶助,草案第 37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提供必要的法律諮詢或扶助,以完善被害人保護及扶助。
最後,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 2 條將軍事學校、預備學校、警察各級學校及少年矯正學校納入性別平等教育法適用範圍。學校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期間,除採取必要處置,保障當事人的受教權或工作權外,不得對學生有足以影響其受教權、工作權或申請調查行為。學校或主管機關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時,調查小組成員得一部或全部外聘,杜絕權勢性校園性別事件,完善對學生保護。行政院藉此次修法適當的強化主管機關對學校提供諮詢輔導與適法監督,對於學校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有違失者,對學校與相關人員均有一併追究相關人員責任與影響評鑑等懲罰措施。
上述行政院版本的「性平三法」看似大刀闊斧的為受害人賦予更多權力,大大的給足受害人敢於發聲的友善平台,宣示性與執行意味均非常濃厚,但事實上,這樣騎在風向上的立法建議,對真正的受害人是否真有達到鼓勵勇敢捍衛權益的目的?還是只是增加了有心人士利用各種規制方式更容易的製造針對所謂的加害人的社會性殺戮?反而養成了一群噬血的觀眾,殊值考量。最明顯的,如隱於靠北匿名文中「假 Metoo 真哀怨」的隱射吳慷仁事件、找媒體爆料被檢方 Metoo的疑似假受害員警反輕鬆淪為官場打手的 88 案外案,現今尚可以不願具名的假姓受害者輕易的讓人嗤之以鼻,然一旦被害人保護無限上綱,屆時將造成「受推定的被害人」優先享有各種友善的權利,「受推定的加害人」將會以更快的速度在自證清白前死在當下。
與其對「受推定的被害人」給與各種友善保護與更高的恫嚇標準,這次的#MeToo中應該要深思的難道不該是如何「了解身體的界線」與讓潛在的被害者與受害者都能明確「理解性或性別的差異不應該是一段基礎關係中任人予取予求的對價」嗎?如果連這樣的前提都無法有共識與加強法感教育的訓練,在順風上不只豬能起飛,連佛地魔都能生出天使的翅膀。
性平三法要追求的是應保障在不同環境與氣氛下真正受害人的「身體自主權」。每一個人對自己身心管理與主張的權利及能力、每一個人有使用自己身體做事節的權利與能力、每一個人有保護自己身體的義務、同時也有享受自己身體感覺的權利與能力等,含了了思考、行為、心理身身體感覺四大域。。因此,能區分哪些是舒服的、可被接受的碰觸,哪些又是不舒服、不被接受的碰觸,是基礎而重要的一步,這一步的分野即是所謂的「身體界線」。每個人能夠忍受別人碰觸的限度,是一種隱而不顯、看不見卻主觀存在的分界。每個人在決定自己的身體界線之前必須先了解自己的身體,避免不必要的互動招致緊張身衝突,同時在維護自己身體界線的同時,也同時尊重他人不同的身體界線。因而在人際互動中,清楚、適當地表達自己的界線,不但是個人身體自主權的展現,也應該是一種權利與義務,同時,更是個人對自己身體的保護與尊重,進而避免被迫或強迫他人以逾越界線的性表達做為任何交換。明確的在當下表達拒絕與面對拒絕保持適當的分寸,也同樣很重要。但現今世道氛圍似乎成為了滑稽的內地綜藝節目的「我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的仰望者,反手把本該受同節與保護的真正受害者變的有些油膩而讓其面對看戲群眾時,受害人的「我覺得」將被無限放大與解釋。
當他人未經我們同意就跨越身體界限或因為性意識或性別給予不適當的壓迫,很有可能讓受害人在主觀感受上,產生被性騷擾的身心理不適。被性騷擾是一種相當不舒適、甚至可以說十分痛苦的經驗,在性騷擾發生的當下,因為出於節緒隔離的防衛機轉,或許能讓受害人達到解離的效果不致節緒潰堤。然無論如何,天平始終都該兼衡於兩端,尤其身為第三方介入的法律要充作工具,如果過度的傾向與某方的政策逐一實現,達到的究竟是恫嚇的目的,還是只是另一個創傷經驗的肇端則又很難說了,立法無論改或不改,我們與惡的距離為何仍感到如此貼近,是否太多時候立法者看重的是原來每一個 Me too 的發生,政府只是為了證明表現這樣膚淺的共感,You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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