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正法訊第十五期
【時事法評】
巷道遭劃設紅線及遭檢舉違停之爭議
巷道遭劃設紅線及遭檢舉違停之爭議-簡評臺北地院 108 年度交字第 38 號行政判決本月 4 日有一則標題為「自家停車狂被檢舉法官引大法官解釋批『侵害隱私權』」的社會新聞,主要內容為有一張姓女子多年前主動退縮住宅,挪出私有地作自用停車空間,不久該位置卻遭劃設為紅線,其後張姓女子每次停車經常遭民眾檢舉,雖嗣後向舉發機關申訴後,罰單多能撤銷不罰,惟本次裁決所卻又認為舉發並無不當。張姓女子認為此不僅凸顯裁罰標準不一,亦認為該裁罰行為有違比例原則,乃訴請法院撤銷原處分。其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作成108 年度交字第 38 號行政判決,認張姓女子之主張有理由,撤銷原處分。
巷道遭劃設紅線,為常見且直接影響周邊居民生活之行政行為,蓋若為商家,劃設紅線可對其營業有助益,因可增加門面展示完整性及方便客人進出;若為住家,則通常造成不便,因會失去每日固定停車之便利性,如本案例張姓女子之情形。本案例既有機會由法院進行認事用法之論證,且少見判決行政機關(裁決所)敗訴,筆者即產生研讀之興趣。
在進入判決內容前,此議題應先有之行政法問題意識為,行政機關劃設紅線之行為,屬事實行為或行政處分?此二者主要區別在於行政事實行為不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行政處分則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且具規制作用,故在行政訴訟之訴訟類型上,「撤銷訴訟」僅得針對行政處分提起。
過去實務判決有認為劃設紅線屬事實行為者,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3795 號裁定,惟目前認定屬行政處分之見解,應已成定論;唯一仍有分歧之處在於該性質之行政處分究竟屬對人之一般處分(如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裁字第 622 號裁定),抑或對物之一般處分(如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度裁字第 4905 號裁定),惟此已非本案例之重點。本案例劃設紅線之行為屬行政處分,別無疑義(否則也無從提起撤銷訴訟)。
進入本判決內容。細繹本判決理由,其撤銷原處分之論據可歸納為二:(一)行政機關未善盡查證責任;(二)行政機關裁罰時未納入比例原則。茲分述如下:
(一)行政機關未善盡查證責任?
關於本件行政機關是否未善盡查證責任,本判決依衡平法理,認為相較於員警執法須多種情形(例如逕行舉發、攔停舉發)及須遵守嚴格之程序(例如以固定式測速科學儀器取締超速,於一般道路須於 100 公尺至 300 公尺前明顯標示),但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1 條關於民眾檢舉卻未有類似嚴謹規定,此顯屬衝突矛盾,故應課予舉發單位對於民眾之檢舉更高查證之義務。本判決因而在檢視本案例中行政機關之查證義務時,認行政機關應確認民眾手機拍攝之時間有經公證客觀第三方認證(避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1 條後段所定 7 日內檢舉之期限)及當面向民眾核對其手機品牌、型號、軟體名稱等,以確保檢舉之正確性。
筆者認為本判決上開論述,恐屬矯枉過正、過猶不及。首先,依目前各縣市民眾檢舉違規態樣,幾乎均以「違規(臨時)停車」居首,此違規態樣存在與否,應屬一望即知之事實,並不需仰賴專業精密科學儀器始能判斷;同時,如超速等違規類型之取締,一般民眾亦無法(無此設備)也不能(縱有此設備亦須檢驗合格)檢舉。兩者違規取締之技術門檻及所需嚴謹度截然不同,實無從併列討論。
本判決又或以單一一張舉發照片無從判斷行為人究係「臨時停車」(定義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1 條第 10 款)或「停車」(定義參同條第 11 款),因而認定舉發單位無法作出正確之處分。
然筆者認為,本件張姓女子在劃設紅線之位置停車既是不爭事實,而本案舉發單位係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5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規定「在設有禁止臨時停車標誌、標線處所臨時停車」作為裁罰理由(裁罰範圍為新臺幣 300 元以上600 元以下),則舉發單位在無法確定行為人究係「臨時停車」抑或「停車」之情形下,從有利於行為人之認定(認定為「臨時停車」),且裁處最低罰鍰新臺幣 300 元,實無不當。故原判決以舉發單位未查明張姓女子究係「臨時停車」或「停車」,而推翻原處分之效力,恐乏其力。
(二)行政機關裁罰時未納入比例原則?
本判決就此部分認為張姓女子先前多次類似本件之停車行為,遭舉發後均能被舉發單位從寬認定而予以撤銷,本件自應依同一標準,且相較於同一路段其他車輛之違停情形,張姓女子之情形既未妨礙往來車輛通行,依比例原則,自不應對此種輕微違規情形進行舉發。
筆者認為,本判決上述論述內容,實屬行政罰法之「便宜原則」概念,而不屬「比例原則」,蓋行政罰法第 19 條第 1 項所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法定最高額新臺幣 3,000 以下罰鍰之處罰,其情節輕微,認以不處罰為適當者,得免予處罰。」即係「便宜原則」,即係在處理本判決所強調之情形,其具體基準尚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2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可循。故本判決以「比例原則」作為論述基礎,似未盡準確;同時,本件舉發單位就張姓女子之違規事實,係處以最低罰鍰新臺幣 300 元,亦難謂有何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
從而,筆者認為本判決撤銷原裁定之理由,均欠完備,且恐造成裁決所不服而提起上訴,無法終止紛爭,甚為可惜。至於本判決最後引用之大法官解釋釋字第 689 號,論述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1 條賦予民眾檢舉違規之規定,將造成人民隱私權遭侵害之疑義等語,筆者認為此過於言重,且恐引喻失義。蓋釋字第 689 號最主要之爭議在於新聞記者「跟追」欲報導之對象,有無逾越新由採訪自由而侵害被跟追者憲法所保障之隱私權;而所謂「跟追」,該號解釋理由書亦闡釋係「以尾隨、盯梢、守候或其他類似方式,持續接近他人或即時知悉他人行蹤,足以對他人身體、行動、私密領域或個人資料自主構成侵擾之行為。」
對照本件案例,依判決所載張姓女子數次被檢舉之間隔時間來看,顯見並非張姓女子每次一停放車子即遭檢舉,亦無從判斷每次檢舉是否均為同一民眾所為,基此,實與上述「跟追」之內涵有間(蓋不無可能是路過民眾見狀檢舉,而非出於尾隨、監視、守候)。且民眾係針對張姓女子在公眾得隨時共見共聞之固定開放空間之具體、特定違規行為予以檢舉,此與上述釋字中被跟追者在任意空間之任意行為均被監控之行為,性質及程度均截然不同。凡此種種,筆者均認為援引釋字第 689 號之意旨作為本案例之論據,並無助於替行為人解套之善意。
或許,本判決若能於判決中揭示對於標示紅線之行政處分不服之救濟方式(以本件情形,尚可能之方式為行政程序法第 128 條),同時曉諭行政機關能就本個案之通盤情況,屆時重新評估原處分之妥適性,應較屬顧全雙方立場且可共同努力避免再有類此紛擾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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