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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正法訊第三十八期

【時事法評】

弄蟑之亂與修正後刑法第 150 條

文/詹閎任 律師下載本期 PDF

一、弄蟑之亂

民國(下同)110 年 5 月 3 日晚間,台北市某家餐廳發生不明人士入內拋撒蟑螂案件,由於案發當晚,台北市義警亦於該餐廳聚餐,並邀請新北市與台北市的警界高層、民意代表與會,此一案件又因緊接於 4 月底的黑道砸毀台北市松山分局電腦、民進黨黑道入黨爭議等事件後發生,而被認為是黑道猖狂、針對警界挑釁的重大案件,市議員對此紛紛表態,認為此事件表示「幫派將警方視為軟腳蝦」、「台北市最近治安敗壞,已讓市民陷入深深的擔憂」、「挑戰治安紅線,絕不能縱容」。在社會大眾與警察機關的高度重視下,四名嫌犯僅逃亡一日即盡數落網,並供稱是因為該餐廳的老闆積欠千萬債務,他們才會前往該餐廳拋撒蟑螂。由於拋撒蟑螂的行為幾無前例,此行為在法律上應如何論處也不無疑問,亦有市議員於事發後質詢市政府「市民亂丟蟑螂如何處理?未來會否亂丟老鼠?」,環保局長因此指出行政機關亦可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50 條之規定裁罰 1,200 元至6,000 元罰鍰。

在司法實務上,針對討債集團常使用之潑漆行為,一般是論以刑法第 305 條之恐嚇危安罪或刑法第 346 條之恐嚇取財罪。而此處所謂的「恐嚇」,指的是以「將來惡害之事通知他人,足使其發生畏怖心理」。判決並指出,恐嚇方式不以言詞、文字為限,即使未顯示具體恐嚇內容如潑漆、砸毀財物等舉動,如依社會通常觀念,咸認足以達到惡害通知之目的,而使被害人心生畏懼,亦屬恐嚇行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3 年度上易字第 382 號)。換言之,無論是透過言語或行為,只要能在社會通念上,能傳遞出「將來惡害之告知」、令人恐懼之訊息,即是恐嚇。就此觀之,「拋撒成千蟑螂」此一行為在社會上實屬罕見,從而,此一行為是否屬於社會通常觀念上,傳遞出「惡害通知」之行為,可能仍有爭議。但考慮到本案行為人是在「餐廳」拋撒蟑螂,而蟑螂是否出沒、常見,甚至如本案一般成千上百的蟑螂滿地爬,顯然對餐廳的聲譽影響重大,此一行為應可認為是一種針對名譽為攻擊的惡害通知,而可認為已構成恐嚇危安罪或恐嚇取財罪。而據報載,本案檢察官是以「被告等人涉犯刑法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且有逃亡、串證、反覆實施之虞」為由,向法院聲請羈押,就此觀之,檢察官似是認為被告等人拋撒蟑螂之行為觸犯刑法第 150 條之規定,由於該條文於 109 年 1月 15 日修正公布後,已累積了相當案件,則是否能以此規定抑制未來可能發生的拋蟑歪風,亦值得加以介紹、討論。

二、修正後刑法第 150 條

我國刑法第 150 條自 24 年起即規定:

「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在主觀要件部分,司法實務向來認為本條規定「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在實施強暴脅迫之人,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始與該條之罪質相符,如實施強暴脅迫,僅係對於特定之某人或其家族為之,縱令此種行為足以影響於地方上之公共秩序,仍以缺乏主觀的犯意,不能論以上述罪名」(最高法院 28 年上字第 3428 號判例),換言之,行為人的聚眾之目的須明確是為了擾亂公共秩序,才會構成修正前刑法第 150 條之故意;而在客觀要件部分,所謂「公然聚眾」,在司法實務上指的是「聚集隨時可增加的不特定。而此二要件的存在,導致修正前的刑法第 150 條不容易有適用的機會,多數人」

首先隨著科技進步,要烙人往往是透過手機或通訊軟體一傳十、十傳百,因此現在會被糾集之人群,往往是「可得特定之多數人」,而非民國 24 年立法當時所想像的「群眾目睹聚眾鬥毆後開始群聚圍觀甚至趁火打劫」、對公共秩序造成影響的「隨時可增加的不特定多數人」。再者,在台灣僅是出於妨害秩序之故意而勞師動眾糾集人群的情形其實相當罕見,通常號召者都是出於對具體對象的恩怨,才會勞師動眾對人、物施加暴行,罕有僅為了針對抽象的公共秩序進行攻擊而號召群眾的情形,從而司法實務皆會遵循上開判例,認為欠缺。

由於修正前刑法第 150 條少有適用機會,行政院與司法院遂於 108 年 5 月提案修正條文之內容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就立法過程的討論觀之,本次修正是針對當時常見的 ktv、夜店聚眾鬥毆而來,立法理由並表示:「隨著科技進步,透過社群通訊軟體(如 LINE、微信、網路直播等)進行串連集結,時間快速、人數眾多且流動性高,不易先期預防,致使此等以多數人犯妨害秩序案件規模擴大,亦容易傷及無辜……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上述社群通訊軟體)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換言之,修正後刑法第 150 條,就客觀要件而言,已毋庸認定聚集的人群是否處於可隨時增加之狀態,只要客觀上有三人以上聚集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可出入場所即可構成本罪;就主觀要件而言,立法者似只要求行為人知道有「三人以上聚集於公共場所並施以強暴脅迫」之事實,即可構成本罪。

儘管修正前刑法第 150 條兩項限制,在本次修法後皆被大幅放寬,但在司法實務上,院檢是否會適用立法理由之見解,而為有罪判決(或起訴),仍未見一致見解,前者如高等法院 110 年度上訴字第 416 號判決,即認為「(被告等人)出於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對他人下手實施強暴之犯意,而為本件追逐鬥毆之行為,立法論上即推認渠等所為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業已妨害社會安寧秩序,而該當本罪罪名,至實際上是否果有造成社會安寧秩序之危害,在所不問……本罪於修正施行後之適用,不應再囿於實務過往之見解,而應回歸上述立法之旨趣……渠等所為既已符合刑法第 150 條之犯罪構成要件,即應一併適用本罪,要無因被告方建凱等人之目的在於另犯他罪,即排除本罪之適用」,顯係認為刑法第 150 條之規定為抽象危險犯,行為人只要認知到其於公眾可出入場所聚眾實施強暴脅迫即可成立此罪,不問實際社會安寧秩序有無因此被妨礙、亦不問行為人主觀意圖是否意欲妨礙公共秩序。苗栗地方法院 109 年訴字第 461 號判決亦採取立法理由之立場,認為本罪只需行為人認知到其聚集三人以上實施強暴脅迫即可成立。

至於後者,則有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9 年度上訴字第 2862 號判決,認為「依刑法第 150 條之罪之立法理由,本條之妨害秩序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須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始應構成本罪而予以處罰,且須有妨害秩序之故意,始與該條之罪質相符,如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其目的係在另犯他罪,並非意圖妨害秩序,除應成立其他相當罪名外,不能論以妨害秩序之罪。」,仍維持修法前實務見解。台中地方法院 109 年訴字第 1095 號判決則尊重修法意旨,但也強調本次修法並未排除刑法的基本理論,認為「刑法上的『故意』包含『知』與『欲』,行為人除須對構成犯罪之事實有認識以外(知),並有『希望其發生』或『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欲),始具有構成要件故意……行為人不僅須就刑法第 150 條第 1 項規定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尚應有妨害秩序之意欲或容任意思,二者缺一不可,始與此罪立法本旨相合。」,進而認為被告等人在 KTV 大廳互毆時,並無預見並期望(或容任)社會秩序因而受破壞,自不成立本罪。除以上刑事判決外,亦有基隆地方檢察署 109 年度偵字第4384 號起訴書認為:

「若非出於具妨害秩序之故意而發動引誘,進而聚集特定或不特定多數人於一定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地點,而擴大規模實施強暴脅迫、助勢行為,則難以構成本罪」、屏東地方檢察署 110 年度偵字第 133 號起訴書甚至直接表明「刑法第 150 條規定在刑法之妨害秩序罪章中,基於立法者對該條文所在之章節及條文結構等體例安排,足見本罪保護之法益,除有社會安寧秩序外,亦有確保國家公權力威信及行使無礙,進而間接保障公眾免於恐懼之自由之制度性功能,其保護法益尚屬抽象,且觀之其刑度非輕,對構成要件之解釋,自不宜過寬。」,亦明確採取與修法意旨不同之立場。

三、結語

修正後刑法第 150 條雖已累積了相當的判決,但儘管立法者當初對此一修正帶有相當的期許,司法實務對於該條文的適用仍非一致,其中原因在於立法者僅修正條文的客觀構成要件(即將「公然聚眾」調整為「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而僅在修法理由中另行表明應放寬以往司法實務對主觀構成要件的設限,但對法院而言,立法理由並非法條文字,本無拘束法院之效力,修正後刑法第 150 條既然只有調整客觀構成要件,則法院就刑法主觀構成要件上,自可維持既有見解,認為行為人聚眾的目的僅在於妨害秩序時,始有適用刑法第 150 條的空間。

此一修法方式導致相同的「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的行為,行為人究竟會否被論以刑法第 150 條,處於高度不確定性,想入人於罪者可引用修法理由,想為行為人解套者可引用最高法院 28 年上字第 3428 號判例,而法院最終會做出的選擇,相當可能僅繫於社會風向或個人好惡。本案法院對潑灑蟑螂案件的立場如何,亦值得觀察。

另一方面,藉本案件也可以思考特別條文針對「聚集三人以上」的立法想像是否妥適。據報載,本案的分工機制是兩人前往餐廳大廳潑灑蟑螂、兩人在旁把風並拍照、一人在外開車接應把風的兩人,就參與人數、聯絡方式與事發地點而言,本案件的確屬於修正後刑法第 150 條的修法理由所欲規範的對象,但本案件之所以受到矚目,事實上在於兩人組的拋蟑行為,而與「把風、照相、接應組」的三人無關(媒體第一時間也是報導「兩名」嫌犯拋撒蟑螂,警方根據監視器追查後才發現還有兩人在把風、拍照,一人在車上接應把風組)。換言之,若只有兩個人拋蟑且未找他人在旁拍照,則其行為因未滿三人,不構成修正後刑法第150 條,此二人可能僅被論以刑法第 305 條之恐嚇危安罪,該罪之刑度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但只因兩人在旁邊拍照,導致參與人數超過三人,即可適用修正後刑法第 150 條,下手實施拋蟑的行為人,刑度將一舉躍升至「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兩者差異甚為顯著,但拋蟑行為的衝擊性其實並無二致,則此一差異是否正當,恐有疑問。

最後,亦可藉由本案考慮的是蟑螂的法律地位。台灣飼養蟑螂販賣,係肇因於 70 年代台灣飼養紅龍的風氣,當時因有「吃蟑螂的紅龍色澤更紅潤」的傳言,引起紅龍飼主爭相收購蟑螂,一隻蟑螂在當時甚至可賣出 5 至 7 元。根據近年的報導,亦指出蟑螂有分三六九等,育種後培育出的黃金蟑螂,一隻要價 5000 元,而用作飼料、較為便宜的櫻桃紅蟑(即本案行為人購入的蟑螂,與台灣家屋常見的德國蟑螂、美國蟑螂不同)一隻則在 3 到 5 元間,顯見在人為管領、飼育下的蟑螂並非害蟲,但因為其為昆蟲,並非動物保護法所規定的動物(即「犬、貓及其他人為飼養或管領之脊椎動物」),對於其繁衍、運送、利用,即全無法規可管,是否妥適,未來亦有討論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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