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正法訊第三期
【時事法評】
銀行法第 136 條之 1 將造成犯罪所得無法沒收?
日前檢察官林達投書媒體1 ,針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某銀行法案件2 未於判決中宣告沒收乙事,指出是立法者修正銀行法第 136 條之 1 之惡果,並認為修正後銀行法第 136 條之 1,將造成犯罪所得須返還被告之窘境。
由於沒收新制甫上路不到三年,銀行法第 136 條之 1 又是今年(民國 107年)1 月 31 日始修正,以臺灣常見之違反銀行法吸金案件,如何適用沒收規定,即具絕對重要性,本文即試著剖析此議題並提出筆者個人看法。
要瞭解此議題,須先認識 105 年 6 月 22 日修法前、後之刑事訴訟法第 473條。修正前之刑事訴訟法第 473 條規定:「沒收物,於執行後三個月內,由權利人聲請發還者,除應破毀或廢棄者外,檢察官應發還之;其已拍賣者,應給與拍賣所得之價金。」;修正後規定:
「沒收物、追徵財產,於裁判確定後一年內,由權利人聲請發還者,或因犯罪而得行使債權請求權之人已取得執行名義者聲請給付,除應破毀或廢棄者外,檢察官應發還或給付之;其已變價者,應給與變價所得之價金。沒收物、追徵財」。兩者最大差異,在於被害人或請求權人聲請發還之期限,由原來的「執行後三個月內」,變更為「裁判確定後一年內」。有論者如前揭臺北地院刑事判決,即認為此將大幅壓縮被害人求償之機會,蓋依該條文操作之結果,法院宣告沒收後,被害人倘無法於刑事判決確定後一年內取得民事勝訴判決(執行名義)並聲請給付,將無法向拿回受損害2018 年 4 月 10 日蘋果日報論壇<檢察官林達:立院修法幫權貴金融犯罪難沒收>。依林檢察官投書內容所述該案判決日期,應是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金重訴字第 13 號刑事判決。
之財產。該判決方進一步基於此理由,認為銀行法第 136 條之 1 乃屬為解決上開問題之特別法,該條才會規定扣押物應在發還被害人或請求權人後,始宣告沒收,以避免過早開始起算一年之期限,故應優先適用銀行法第 136 條之 1 而不於判決宣告沒收。
筆者認為,該判決立意固良善,但其見解仍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如該案銀行法案件之被害人,應屬刑事訴訟法第 473 條所定之「權利人」,而非「因犯罪而得行使債權請求權之人」,故應無面臨取得執行名義時效性之問題;亦即,犯罪被害人得於刑事判決確定後一年內,「隨時」向檢察官聲請發還。
其次,也是最大問題者,該判決優先適用銀行法第 136 條之 1 而不宣告沒收之結果,將使扣押物留存之合法性,遭受質疑。按新刑法第 38 條之 3 第 1項規定:「第 38 條之物及第 38 條之 1 之犯罪所得之所有權或其他權利,於沒收裁判確定時移轉為國家所有。」亦即,裁判有宣告沒收者,始有扣押物於裁判確定時移轉為國家所有之結果;反之,則無。而倘如臺北地院該判決適用銀行法第 136 條之 1 而不宣告沒收,將造成本案判決確定時,扣押物仍屬於被告所有之情形。此際,判決業已確定,檢察官繼續扣押之依據何在?
固有論者主張:沒收新制於刑法第 40 條第 3 項已規定得單獨宣告沒收,故縱本案判決未宣告沒收,嗣後檢察官亦得依該規定單獨聲請沒收云云。然查,刑法第 40 條第 3 項之要件,是「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以臺北地院該判決之案例(也是一般常見之案例),有罪判決都已經確定,即代表犯罪行為人已受終局追訴,則當然不符合該條要件而無法單獨聲請沒收。
因此,多數論者即認為正本清源之道在於修正刑事訴訟法第 473 條,將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求償之時間及要件,再作根本補強規範,避免為處理法條之缺漏,而另以特別法作疊床架屋之操作,製造更多問題。
筆者認同應進一步修正刑事訴訟法第 473 條,但筆者認為該條修正再完善,仍然須面對「倘適用銀行法第 136 條之 1 規定,如何宣告沒收」之問題。
筆者認為,銀行法第 136 條之 1 規定之重點應不是在於「何種條件下得宣告沒收」,而是在於「倘有請求權人主張權利,即應在沒收前返還」。因此,筆者認為為貫徹沒收之意旨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從犯罪中取得並保有所有權之財物,將之強制收歸國家所有,使其無法享受犯罪之成果」,故除非是有已知之求償人及其金額,仍應一律宣告沒收;至於裁判宣告後始出現之求償人應如何對沒收物有所主張,此部分應不是銀行法須考量的,而應回歸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畢竟銀行法並無「執行」章節,刑事訴訟法才有,如此體系也較為分明。
本文僅為一般法律資訊分享,不構成具體個案之法律意見;個案請洽本所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