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正法訊第四十二期
【時事法評】
逃漏稅捐於核課期間屆滿後之沒收、追徵
我國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已於民國(下同)104 年 12 月 30 日修正、增訂,並於 105 年 7 月 1 日生效,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增訂,恐怕是第 38 之 1 第 1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即「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此一條文之增訂,根據修正理由之說明,是因為修正前之沒收規定,法院僅能就「犯罪行為人」之因「犯罪所生或所得之物」為沒收,從而,當犯罪行為人已經將其犯罪所得物移轉予第三人,或者其犯罪行為僅是要圖利第三人,而自己未因此獲利的情況下,法院即無從宣告沒收,導致犯罪行為人或者因犯罪而獲利之第三人,仍能坐享犯罪產生之財產上利益,而與公平正義有違。
另一方面,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與第 47 條第 1 項則分別規定:「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準此,公司負責人為其公司逃漏稅捐,可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至於公司亦因其負責人為其逃漏稅,受有應繳納稅額減少之犯罪利益,依增訂之刑法第 38 條之 1 第 2 項之規定,法院可向公司追徵公司未繳納之稅額。而因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規定之最重本刑在五年以下,其追訴權時效為 20 年,換言之,自逃漏稅捐行為成立之日起算 20 年內,國家皆可依法追訴、審判,並追徵其逃稅之犯罪所得利益(即逃漏稅之金額)。
惟稅捐稽徵法於 65 年制定之初,即已於第 2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稅捐之核課期間,依左列規定:三、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七年。」。而所謂的「核課期間」,係指稅捐機關得行使核課權認定稅捐稽徵之相關事實,並進而依法補徵稅捐或處罰之期間。
換言之,就超出核課期間之事實,稅捐機關即不得再補稅處罰,此即同條第 2 項後段所規定之「在核課期間內未經發現者,以後不得再補稅處罰。」。因而產生的問題在於:倘公司負責人為公司逃漏稅捐,而其逃漏稅捐之行為雖已超過 7 年之核課期間,但仍在 20 年之追訴權時效內,則國家雖已不得再依稅捐稽徵法之規定,要求公司補繳逃漏之稅捐,是否仍可追徵公司因逃漏稅捐而取得之不法利益?
就此問題,實務上不無反對意見,認為法院應尊重稅捐稽徵法規定「核課期間」之立法本意,不得於核課期間屆至後,又以宣告沒收之方式將逃漏之稅捐追徵收回國庫(臺中地方法院 105 年度審簡字第 1215 號刑事判決:「已過核課期間,不得予以補稅處罰,若法院得諭知沒收,則因刑事訴訟追訴期間遠較 7 年為長,雖刑事訴訟與稅捐機關之補稅處罰為不同程序,但在刑事訴訟中諭知沒收,所得仍歸入國庫,則上開稅捐稽徵法關於核課時效之規定形同具文,當非立法之本意」);亦有認為,公司於核課期間屆至後,所獲得毋庸補繳稅捐之利益,是根據「核課期間」之規定而來,並非因公司負責人逃漏稅捐行為所直接造成,故法院不應宣告沒收(臺南地方法院 107 年度矚重訴字第 1 號刑事判決:「被告劉珀秀雖為好帝一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但被告劉珀秀與好帝一公司在法律上究屬不同法人格,而 94 年至 97 年度,好帝一公司雖獲得免予繳納營業稅額及未分配盈餘加徵之利益,但稅捐機關未就上開應補徵營業稅額及未分配盈餘加徵對好帝一公司核稅,係因已逾法定核課期間,而非直接因被告劉珀秀之犯罪行為所致。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劉珀秀為附件一至十一之行為而有自好帝一公司獲取報酬,或分得好帝一公司逃漏稅額之犯罪所得,故不能對被告劉珀秀於本案之各該犯行宣告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惟實務多數見解皆認為,在此情況下,仍應以刑法追訴時效之規定為優先(臺中地方法院 106 年度簡上字第 241 號判決:「如認已逾稅捐稽徵法核課期間,即不得沒收犯罪所得,反而係以行政法規縮短刑法上沒收之追訴時效,是否妥適,並非無疑」、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7 年度金上訴字第 988 號刑事判決:「於 92 年 3 月至 95 年 6 月間之虛報進項稅額,已逾核課期間,不予追計…然此部分犯罪所得,既未歸還或裁罰,仍應將此部分利得予以剝奪,始符立法意旨」)。
惟此一爭議在最高法院 109 年 6 月 11 日作成 108 年度台上字第 4058 號刑事判決後,應已告一段落,該判決明確指出:「逃漏之稅捐(應繳納未繳納之稅捐金額),性質上係以節省支出之方式,反向達成整體財產之實際增值,乃直接產自犯罪之所得…(事實審法院)應依相關規定論斷是否為沒收之宣告。又因犯罪所得之沒收與稅捐之繳納,固然均係歸於國庫,然因犯罪所得之沒收而獲益的『司法國庫』,並不等同於『稅捐國庫』,稅捐刑法在於保障國家之稅捐國庫利益,國家自係逃漏稅捐犯罪之被害人,而為刑法第 38 條之 1 第 5 項『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規定所稱之『被害人』…逃漏之稅捐已經超過核課期間,但仍在追訴權及沒收時效期間內者,法院仍應將相當於逃漏之稅額,追徵入司法國庫。…在公司負責人為被告受追訴、處罰,而公司並未被起訴時,公司取得之逃漏稅捐利益,核屬刑法第 38 條之 1 第 2 項第 3 款規定『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即學理上所稱『代理型』第三人犯罪利得),依法自仍應向取得犯罪所得之第三人(公司)諭知沒收。」,此一見解因已被選為「最高法院具參考價值裁判」,可以想見日後相似爭議皆會援引此一見解之論述,而予以追徵。
該見解簡言之,是認為在逃漏稅捐的案件,國家具雙重身分,其「稅捐國庫」(受害人)之身分雖因相關事實已罹於核課期間,而無法要求補稅,但此與「司法國庫」於被害人未獲犯罪所得之發還時,出面沒收或徵收犯罪所得、不讓犯罪行為人獲取犯罪利益,是不同的兩件事,不可混為一談。此一見解雖有援引德國聯邦最高法院關於「司法國庫」與「稅捐國庫」的概念區分,以論證沒收、追徵的正當性,但不可否認,對於面對沒收、追徵的公司而言,依舊是同一個國家在針對同樣的事實、收取同樣數額的款項,從而,逃漏稅捐核課期間之規定,不可避免會受到某程度的架空,應如何調和沒收新制與核課期間制度之立法意旨,未來恐仍需要更進一步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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