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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正法訊第四十七期

【時事法評】

淺析我國跟蹤騷擾防制法

文/詹閎任 律師下載本期 PDF

一、前言

據警政署統計,每年我國民眾因遭跟蹤、騷擾而報案之件數約 8000 件,而民國(下同)109 年中,更有約 1200 件之報案是與「恐怖情人」式之騷擾行為有關,足見跟蹤騷擾行為確實已造成部分國人的困擾。我國以往雖不乏婦運團體倡議修訂相關法律、行政院亦曾提交相關草案給立法院,但卻遲遲未能通過立法,直到 109 年年底,臺南甫發生馬來西亞籍女大學生返回宿舍途中遭先前即曾於該地點埋伏、擄人未遂之兇嫌殺害之案件,屏東又於 110 年 4 月發生手機行女員工於下班途中遭曾對之告白、糾纏之客戶殺害之案件,輿論為之嘩然,應立法規範跟蹤、騷擾行為一事,迅速成為行政院與立法院各黨團之共識,跟蹤騷擾防制法(下稱本法)隨即於 110 年 11 月 19 日三讀通過,並將於今年 6 月 1 日正式施行。

從而,對於我國這部法律所規範之跟蹤騷擾行為、設計「書面告誡」與「保護令」機制,即有介紹之必要。

二、本法所謂的「跟蹤、騷擾行為」

世界各國雖不乏規範跟蹤騷擾行為之立法,但因各國的立法背景與目的皆不同,在規範方式、處罰內容上,亦有不同態樣。如日本所制定之「ストーカー行為等の規制等に関する法律」,即將「糾纏等行為」界定為「為滿足對特定人之戀愛感情或好意,或未能達成所生之怨恨感情,而對特定人或其配偶、直系或同居親屬、或與特定人之社會生活有密接關係之其他人,有以下各款行為者:1.糾纏、埋伏、阻其去路、於特定居住所、工作地、學校或是其他經常所在地之附近為監視或未請自來者。2.告知其行動受監視或令其就行動受監視一事可得而知。3.要求會面或交往等無義務之事。4.對其有明顯粗暴之言行。5.撥打無聲電話,或無視對方意願持續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發送訊息。6.送出穢物、動物屍體或其他明顯會引起不快或厭惡情緒之物品,或令其對此可得而知。7.告知有害其名譽之事項,或令其對此可得而知。8.告知有害其性羞恥心之事項,或令其對此可得而知,或發送有害其性羞恥心之文字、圖像、電磁紀錄之載體,或令其對此可得而知。」。

而在德國,則是規定於其刑法第 238 條第 1 項:「無故以下列方式持續地跟蹤糾纏他人,足以嚴重侵害他人的生活形成,處 3 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刑,1、(有目的地)出現在他人附近;2、使用電子通訊工具或其他通訊具,或經由第三人而嘗試與他人接觸;3、濫用他人相關個人資訊,為他人郵寄訂購之物品或服務或促使第三人與他人接觸;4、以侵害本人或其近親之生命、身體完整性、健康或自由加以脅迫;5、採取其他相類行為。1」。

兩相比較,不難發現德國認為「只要是跟蹤糾纏行為,即可能壓迫、影響被跟蹤者之自由,需要立法管制」,因此未再區分跟蹤糾纏之動機,只看跟蹤糾纏行為有無影響到被跟蹤者之生活;而日本則是針對「恐怖情人之跟蹤糾纏行為」,故僅在跟蹤騷擾行為的動機為「戀愛感情」或「因愛生恨」時,才有法律介入之餘地。

至於我國,儘管在野黨與部分婦運團體主張應採取如德國刑法之立法,以便管制所有的跟蹤騷擾行為。但如同前述,我國警方接獲的所有跟蹤騷擾報案每年約 8000 件,與「恐怖情人型」之跟蹤騷擾報案量差距將近 5 至 6 倍,為兼顧警方案件負荷量並盡量擴大防堵性別犯罪,我國最終仍採取了折衷的立法方式,規定「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下列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一、監視、觀察、跟蹤或知悉特定人行蹤。二、以盯梢、守候、尾隨或其他類似方式接近特定人之住所、居所、學校、工作場所、經常出入或活動之場所。三、對特定人為警告、威脅、嘲弄、辱罵、歧視、仇恨、貶抑或其他相類之言語或動作。四、以電話、傳真、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設備,對特定人進行干擾。五、對特定人要求約會、聯絡或為其他追求行為。六、對特定人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七、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有害其名譽之訊息或物品。八、濫用特定人資料或未經其同意,訂購貨品或服務。」(參本法第 3 條第 1 項)、「對特定人之配偶、直系血親、同居親屬或與特定人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以前項之方法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無關之各款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亦為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參本法第 3 條第 2 項)。大致上,可看出我國法所欲規範的跟蹤、騷擾行為類型有四,即:1.物理空間的追蹤(第 1 款的跟監類行為與第 2 款的守候行為2)、2.傳送嫌惡訊息(第 3款的仇恨言行與第 5 款的追求言行、第 6 款的提出物品)、3.干擾行為(第 4 款的通訊干擾3、第 8 款的冒用個資訂購)、4.間接跟騷行為(第 2 項的對周邊人士為跟蹤、騷擾),並且搭配「與性或性別有關」此一要件,以將規範的跟蹤騷擾王皇玉,跟蹤糾纏行為犯罪化之趨勢,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 22 集,108 年 10 月,頁305。

根據立法理由說明,包括受退去之要求仍滯留的情況。

根據立法理由說明,包括撥打無聲電話或發送內容空白之傳真或電子訊息。

行為限縮在性別犯罪,從而建構完整的性別犯罪保護體系,亦即,自最嚴重之刑法所規範的性侵害犯罪(強制性交、強制猥褻等),再到性騷擾防治法所規範的性騷擾行為4,再進一步規範本法所處理的非屬性騷擾的一般跟蹤、騷擾行為,形成一套全面的性犯罪保護體系。

然而,本法所謂的「與性或性別有關」一語,其實甚為曖昧,從而也將影響到「徹底防堵所有性犯罪」的立法目的,而受理報案的警察人員會如何認定行為屬於「與性或性別有關」,並決定要不要介入個案,亦會發生爭議。就此,立法說明固然抄了一段國際公約一般性建議文字,說明「『性(sex)係指男性與女性的生理差異,『性別(gender)』指的是社會意義上的身分、歸屬和婦女與男性的作用,以及社會對生理差異所賦予的社會和文化含義」,而內政部於立法院進行黨團協商時則主張:性騷擾防治法第 2 條亦使用同樣的「與性或性別有關」文字,該法執行迄今定義清楚、沒有適用上困難。

但此一說法顯然忽略了:性騷擾防治法所規範的行為態樣中,性騷擾行為人皆有傳遞出特定訊息(他人順服或拒絕行為作為交換條件、展示播送訊息),從而,特定訊息是否「與性或性別有關」較為明確(儘管個案中的認定不乏爭議),但本法所規範的行為中,包括第 1 款的跟蹤、第 2 款的盯梢與第 8 款的冒用個資購物,行為本質上並不會「與性或性別有關」;換言之,能夠「與性或性別有關」者,不會是跟蹤、盯梢、利用個資等客觀行為,而是行為當下的「內心動機」,因此最終會被用來認定此類行為是否「與性或性別有關」,恐怕會是跟蹤、盯梢行為之外的其他「前科」,如先前曾對被跟蹤、盯梢對象有搭訕、示好等行為,最終恐怕仍會回到日本法的「戀愛」、「因愛生恨」等情感動機來認定。另一方面,當受到跟蹤、騷擾的對象是特定人周遭的關係密切人士(即本法第 3 條第 2 項所列的「配偶、直系血親、同居親屬、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時,因「關係密切人士」不是行為人眼中的「性對象」,條文只好又強調此際的行為是「與性或性別無關」。從而,如純粹從條文字面上對比,會發現未跟蹤、騷擾特定人士,而僅針對特定人士的關係密切人士為跟蹤、騷擾時,需要認定的要件似乎反而減少(即不用再考慮「性或性別」)而更容易成立。立法論上,是否有需要堅持跟騷行為需具「性或性別」之關聯性,應仍有討論之空間。本文認為,我國立法者考慮到日本專法對於動機(戀愛或因愛生恨)的限制參性騷擾防治法第 2 條:「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過於狹隘、德國不區分動機一律管制的立法方式則無助於聚焦並改善我國婦女對於跟騷行為的恐懼,從而未直接翻譯、沿用外國法制,其用意固值得嘉許,但拼裝而成的立法內容是否妥適,仍有可議。如本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的「冒用個資訂購貨品或服務」行為,在網路購物時隨意填寫不實資料再領取貨品的情況並非罕見,會造成他人因而受到騷擾的,其實是訂購完畢後,後續的寄送或聯絡行為,即德國刑法第 238 條所規範的「(冒用個資)為他人郵寄訂購之物品或服務或促使第三人與他人接觸」,我國條文將重點置於前端的「冒用個資訂購」行為,又佐以曖昧的「與性或性別有關」,日後於實務將如何適用本款規定,仍有待觀察。

三、本法的「書面告誡」與「保護令」機制

本法另一重點,即在於保護令的設計。

我國立法者參考日本的實證研究,認為八成以上的跟騷行為,在警察出面介入後就會有所收斂、改善,因此並未如同家庭暴力防制法第 10 條的規定一般,賦予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聲請核發保護令的權利,而是要求被害人受到前述跟騷行為騷擾後,需先向警察報案,由警察調查具體情況,並決定是否核發「書面告誡」給行為人(本法第 4 條第 1 項);倘行為人仍不理會「書面告誡」,繼續進行跟騷行為,被害人方可向法院聲請核發保護令(本法第 5 條第 1 項)。由於被害人向法院聲請「保護令」,需以警察同意核發「書面告誡」為前提,如警察不願核發「書面告誡」,被害人只能於收到「不核發書面告誡」通知之 10日內,經原處分機關向上級警察機關提出異議(本法第 4 條第 3 項),倘上級警察機關仍維持「不核發書面告誡」,被害人即無其他救濟途徑(本法第 4 條第 4項)。

此程序乍看之下對被害人較不友善,但由於立法理由已強調警察只要認為有個案具備跟騷行為之「初始嫌疑」,即「非單純臆測」、「無須達到移送檢察官」之程度,即可核發「書面告誡」,應是傾向於寬認「書面告誡」的核發。再加上,「書面告誡」本身並無法律強制力,甚至不屬於警察職權行使法所列的公權力措施,對於被告誡者的權利影響有限,在實際運作上,應也是會傾向於核發「書面告誡」,以避免後續被害人因無法聲請保護令而出事時需承擔的責任。法院審理聲請保護令之案件,可禁止行為人再為跟騷行為、禁止行為人查閱被害人戶籍資料,命行為人接受「治療性處遇」,或採取其他必要性措施(本法第 12 條第 1 項)。相較於家庭暴力防治法有區分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及緊急保護令(該法第 9 條)、通常保護令之措施(該法第 14 條)、與警察機關連動的緊急保護令(該法第 16 條)等規定,本法的規定明顯簡略不少,尤其是欠缺緊急情況下的聲請保護令機制,更令人懷疑其保護的即時性。本法第 5 條第 4 項之立法理由亦明白表示「家庭暴力防治法已針對家庭暴力之特性,就民事保護令之核發及其款項,以及違反保護令之效果,有周全之規範。為求對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之一致性,爰定明就家庭成員間或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間所為之跟蹤騷擾行為,應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聲請民事保護令(含緊急、暫時及通常民事保護令),不適用本法有關聲請保護令之規定。」,顯然對於本法的保護令之程序與強度不如家庭暴力防治法周全一事亦心裡有數。

四、結語

本法將於今年 6 月 1 日正式施行,本法第 2 條雖有洋洋灑灑羅列各種主管機關(包括社政主管機關處理被害人保護扶助事宜、衛生主管機關處理身心治療或治療性處遇事宜、教育主管機關處理校園跟蹤騷擾事件、勞動主管機關維護職產安全、法務主管機關處理犯罪偵查事宜等等),企圖動員各部會資源達成防堵跟騷案件與保護被害人之目標。但本法連「書面告誡」的內容都未有規範,交由警察機關自行發揮,更遑論針對其他各主管機關應有之作為內容或資源如何挹注等內容為進一步規範。因此,本法施行後要觀察的重點,應仍在於第一線的警察機關如何認定「跟蹤、騷擾行為」以及「書面告誡」核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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