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正法訊第六十七期
【時事法評】
婚姻與牢籠-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之影響
一、前言
依司法院網站的說明,「離婚」目前在我國民法共有三種方式,分別是民法第 1049 條所規定的「兩願離婚」、第 1052 條之 1 所規定的「法院調解(和解)離婚」,以及第 1052 條規定的「裁判離婚」1。簡言之,如夫妻雙方對離婚達成共識,即可準備經兩名證人簽名的離婚協議書,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民法第 1049 條、第 1050 條),如雙方欠缺共識就只能訴諸法院,透過法院進行的調解或和解完成離婚(民法第 1052 條之 1),如無調解或和解空間,則由法院依民法第 1052 條之規定透過判決解決雙方爭議。
可以想見,在夫妻已成怨偶的情況下,要能達成離婚的共識常有困難,最終多須透過法院透過民法第 1052 條之規定判決婚姻是否存續。但我國民法第 1052條於民國 20 年 5 月 5 日公布施行時,其實僅規定:「夫妻之一方,以他方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限,得向法院請求離婚:一、重婚者。二、與人通姦者。三、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四、妻對於夫之直系尊親屬為虐待,或受夫之直系尊親屬之虐待,致不堪為共同生活者。五、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六、夫妻之一方意圖殺害他方者。七、有不治之惡疾者。八、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者。九、生死不明已逾三年者。十、被處三年以上之徒刑或因犯不名譽之罪被處徒刑者。」。換言之,婚姻關係被嚴格限制於上述重婚、外遇、虐待、遺棄、失蹤、重症等特定情形,夫妻一方才能請法院裁判離婚2。一直到民法施行半個世紀後的民國 74 年 6 月 3 日,立法者才承認民法第1052 條的嚴格規定,並無助益於婚姻的實質維持,而增訂第二項規定:「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放寬裁判離婚的門檻,只要夫妻間有難以維持婚姻的重大事由,一方便可以訴請法院裁判離婚。至於但書的限制,則是考量到「離婚原因需自道德上加以某些限制,使應負離婚責任之當事人一方不能請求離婚,僅他方才能請求,以免造成不公平與不合理的結果。3」。
網址參照: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654-2740-44204-1.html條文文字於 74 年、96 年修正,包括第四款出於男女平等的考量,不再限於妻子與夫家親戚的關係、第十款調整為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以上之罪,但未實質變更 10 款事由的內容。立法院公報第 73 卷第 38 期委員會紀錄第 133 頁。
在將近 40 年後的現在回頭來看,或許會認為該次修法過於保守,如 108 年制訂的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即俗稱的同婚專法)第 17 條第 2 項即有參考並調整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的規定,制定為「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第二條關係者,雙方當事人之一方得請求終止之。」,不再討論難以維持的原因為何,而是承認難再維持的事實,讓關係得以終止。
但回到民國 74 年當時,此一放寬門檻的修法也並非全無爭議,如當時的立法委員趙石溪即認為「現在的判決離婚案件,不易成立,係因目前的條款甚嚴,而其立法意旨係期夫妻互相忍讓,白頭偕老。因為唯有齊家、治國,社會才可以安定…家庭是社會的基礎,國家的根本4」,也有法官表態認為民法第 1052 條第1 項規定的 10 款事由,已經充分描述夫妻間離婚的可能重大原因,修法後反而開放不明確的「重大事由」也可離婚,會導致夫妻為了離婚輕易對簿公堂,損害到夫妻情感5;另有學者以子女角度出發,認為概括條款的存在,將令夫妻更易於離婚,從而造成破碎家庭與少年犯罪等社會問題6。
可以看得出來,出於對「婚姻」與「家庭」的不同想像,人們對於由法院「清官來斷家務事」的裁判離婚門檻高低,也存在著不同的看法。立法者於但書的立法理由中強調「如足以構成離婚原因之重大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始屬公允」,或許也是為了平衡對於「因修法造成離婚浮濫」的疑慮。
而基於立法理由的說明,法院在適用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時,也設立了二項要件:存在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夫妻對重大事由的有責程度。
針對前者,法院實務認為是指「對家庭生活之美滿幸福,有所妨礙,足以破壞共同生活7」之事由,且此判斷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8」。針對後者,其實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的但書只記載「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換言之,在責任分配有無的六種可能組合中9,條文文義上應只針對「重大事由僅一方應負完全責任」的情況作規範,但最高法院 95 年度第 5 次民事庭會議則認為:「夫妻雙方就該事由均須負責時,應比立法院公報第 73 卷第 27 期委員會紀錄第 101 頁。
立法院公報第 72 卷第 16 期委員會紀錄第 99 頁。
立法院公報第 72 卷第 37 期委員會紀錄第 107 頁。
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 385 號民事判決參照。
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115 號民事裁定參照。
即「兩方皆無責任」、「兩方皆有責且比例相同」、「只有原告有責(原告唯一有責)」、「只有被告有責(被告唯一有責)」、「兩方都有責但原告責任較重(原告負主要責任)」、「兩方皆有責但被告責任較重(被告負主要責任)」六種組合。
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僅責任較輕之一方得向責任較重之他方請求離婚,如雙方之有責程度相同,則雙方均得請求離婚,始符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立法本旨。」,亦即在「兩方都有責但原告責任較重(原告負主要責任)」的情況下,原告亦不得要求離婚。
就立法解釋而言,最高法院 95 年度第 5 次民事庭會議也不是全無道理,畢竟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的但書考量的很明確地就是公平性和合理性,如果唯一要對婚姻破綻負責的一方不能請求法院判決離婚對另一方才稱得上公平,那麼過錯比較大、對婚姻破綻應負較多責任的一方,似乎也不能主動請求判決離婚才算公平。
但一旦擴張到「兩方都有責但原告責任較重(原告負主要責任)亦不得訴請離婚」,在訴訟上造成的結果便是,訴求離婚的原告與不願離婚的被告,皆須在訴訟中爭執對方才應該對婚姻的破綻負較「多」的責任(如依照但書文字,應是爭執原告是否要負「唯一」的責任),而法官則因而須在家庭糾紛中具體分配責任輕重,才能正確判決這段婚姻是否繼續持續,如果婚姻破綻不止一處,法院也需要一一調查、評價。最高法院就曾指出:
「應先查明被上訴人離家之原因為何、有無拒絕與上訴人核對公司帳目之事實與有否違反婚姻之忠誠及上訴人以永隆公司名義對被上訴人提出業務侵占之告訴是否太過各情,始能公平衡量兩造婚姻發生破綻之責任歸屬或輕重。乃原審就此未詳加調查審認明晰,徒以上訴人兩度對被上訴人提出刑事告訴,欲置被上訴人於絕境,遽認兩造婚姻發生破綻上訴人責任較重,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不免速斷。」,可以想見在這類訴訟中,不但雙方當事人因互揭瘡疤而痛苦,法院也因需調查、判斷這些爭執的責任歸屬而耗費時間、勞力。
二、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
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便是針對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但書的合憲性所做成,該案共三位聲請人,其中一位是承審案件法官認為該規定有違憲疑慮,另外兩位則是外遇後離家數年的丈夫,因該條但書規定無法獲法院判決離婚而提起憲法訴訟,三位聲請人皆認為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但書禁止唯一有責者訴請裁判離婚,導致感情已蕩然無存的婚姻無法終結,形同以婚姻來懲罰唯一有責的配偶、侵害到人民的離婚自由。
就此,憲法法庭首先肯認離婚自由亦包含在婚姻自由的一環,國家有設計離婚制度,讓夫妻一方可以在他方不願終結婚姻時仍能離婚之義務,但另一方面,他方不願終結婚姻關係也涉及他方的婚姻自由,從而此爭議涉及人民與人民之間的基本權衝突,國家應衡平考量雙方權利。
憲法法庭因而採取較寬鬆的合理審查標準,認為僅限於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的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但書,其立法目的在於「透過排除唯一有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強化完全無責他方配偶對於維持或解消婚姻之自主決定權,且防止因恣意請求裁判離婚而破壞婚姻秩序情形發生,藉以維護婚姻之法律秩序與國民之法感情;在有子女時併予考量未成年子女利益之情況下,亦有其維護婚姻之家庭與社會責任功能。核其立法目的,尚屬正當。」,且採取的限制手段(即唯一有責者不得請求裁判離婚)對於完全無助於達成立法目的,而肯認民法第1052 條第 2 項但書的合憲性。
但憲法法庭話鋒一轉,同意聲請人「當婚姻已經變成一種折磨彼此的處罰」看法,認為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但書一律禁止唯一有責一方透過裁判來離婚,「不分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發生後,是否已逾相當期間,或該事由是否已持續相當期間,一律不許唯一有責之配偶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形同強迫其繼續面對已出現重大破綻難以維持之漸行漸遠或已處於水火之中之形骸化婚姻關係,實已造成完全剝奪其離婚之機會,而可能導致個案顯然過苛之情事。」,而要求立法者應於兩年內修法,法院在修法前則應考量婚姻破綻持續時間、有無顯然過苛等情況,而可在個案中不適用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但書之規定。
黃虹霓大法官對於所謂的「過苛」提出協同意見書,再次提醒個案中禁止有責一方離婚有無「過苛」,要考慮婚姻所有關係人,包括他方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痛苦。黃瑞明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則更進一步認為「過苛」與否,除了應考慮「未成年子女」外,也應該考慮雙方的「經濟地位」、「情感狀態」,例如:法院如裁判離婚會否讓不願離婚的一方在經濟上更弱勢、如不願離婚的一方並非出於憎恨或處罰他方的心態,而是難捨過往感情,因此判准離婚會否導致其精神上更為痛苦等等,至於法律條文強調的「責任歸屬」,隨著時代的變化反而已不應再是考量的要素。吳陳鐶大法官則認為離婚制度的設計屬立法形成自由,立法者要如何綜合考量未成年子女和他方配偶利益後來設計整套制度,不應該是憲法法庭來指導。就此,楊惠欽大法官亦認為婚姻是動態過程,即便初始是一方唯一有責,隨著時間過去多會轉變為雙方皆有責任,自始至終皆僅一方唯一有責,而屬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但書規範的情形本來就已罕見,對此種配偶,法院就算不讓其離婚,也很難有「過苛」可言,應尊重無責配偶不願離婚的意願。
三、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對實務判決影響
大致上而言,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為司法實務上對於民法第1052 條第 2 項但書的不適用,開了一大一小兩扇門。
比較大的門則是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第 34 段,該段指出「(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但書)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系爭規定適用範疇。」,言下之意,是認為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但書的文義已明確限定於「只有原告有責(原告唯一有責)」的情況下,才否認其訴請離婚的權利,至於其他情況,不管何方有責、何方責任重大,都與但書規定無關,而只需要考慮有無民法第 1052 條第 2 條本文提到的「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
比較小的門則是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第 39 段,該段針對「原告唯一有責」的情況,亦要求法院在法律修正前,亦應審酌婚姻破綻是否已存續相當期間,而對原告「顯然過苛」,如果確認個案中禁止有責原告離婚仍屬過苛,法院即可不適用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但書之規定而判決准許離婚。
基此,在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做成後,就裁判離婚案件法院應依序審酌:1.婚姻是否存在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本文規定的「難以維持婚姻的重大事由」?2.如果有此事由,是否「只能歸責於原告」?3.如果的確只能歸責於原告,是否婚姻破綻已經過「相當期間」,從而依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不准許離婚,對原告有「顯然過苛」?
自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於 112 年 3 月 24 日做成迄今已超過半年,就目前可查詢到的公開判決亦已累積上百件法院的判決,在這些判決中我們也確認到司法實務的一些看法:
(一)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與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本文規定的「難以維持婚姻的重大事由」無涉,原告在受到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鼓勵,認為自己非唯一可歸責或有過苛情事而可離婚之前,應先舉證「難以維持婚姻的重大事由」存在10。
(二)確認婚姻有難以維持的重大事由後,理論上法院只要確認「原告非唯一有責一方」,即可判決准許離婚11,但實際上法院還是有機會在判決中具體指責被告應就婚姻破綻負責12,或許反而會讓被告因不甘此一認定導致爭議可參照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重家上字第 120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12 年度家上字第75 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婚字第 130 號民事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12 年度婚字第 145 號民事判決,這幾則判決中,法院均認為夫婦間尚有溝通與改善的可能性,婚姻並非全無回復之希望,並明確強調這種情況下,沒有適用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的餘地。
如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11 年度家上字第 43 號民事判決認為:「無證據證明上訴人就兩造婚姻無法維持為唯一有責之一方,足認兩造就上開婚姻破綻均有可歸責之事由」如臺灣澎湖地方法院 112 年度婚字第 6 號民事判決指出:「被告因案入監後前後,係由原告獨自負擔所生之各類費用開銷,迄今將近 7 年,長期承受極大之精神上壓力,被告自應盡其協助或表達支持之意,惟被告除事實上無法親自協助原告外,亦無法有善意之溝通及互動,實難期待雙方有回復共同生活之可能。是兩造間之夫妻共同生活及互信基礎既不存在,其等婚姻已生破綻,持續下去。
(三)在已確認婚姻有難以維持的重大事由且「原告唯一有責」的有限案例中,最高法院已要求法院應就「事由已逾相當期限」以及「有無過苛」應具體審酌。而自判決內容觀之,保守而言,「相當期間」可能至少也要要在五年以上,至於在「有無過苛」的權衡中,也可看得出來未成年子女與經濟地位差距也的確成為法院評估的要素之一。基本上,被法院同意唯一有責配偶有「破綻存在已逾相當期限」且「不准離婚過苛」的案例,目前仍相當少見。
四、小結
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於 112 年 3 月 24 日做成,並要求立法機關於兩年內針對已 40 年未修正的裁判離婚規定做出修法,司法實務雖已開始爰用該號判決並變更以最高法院 95 年度第 5 次民事庭會議為代表的向來見解,但未來立法者會如何以其立法自由回應憲法法庭判決的要求而對裁判離婚制度做出調整,會否採納分居制度等,皆尚待後續觀察,或許立法者將裁判離婚要件全盤調整,導致司法實務的見解又再次洗牌亦未可知,謹以本文就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做成 7 個月一事留作紀錄。
並達於任何人處於同一情境,均將喪失繼續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堪認本件兩造間之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有不能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而被告對此婚姻破綻事由之發生應負主要之責,原告既非唯一有責之配偶,參照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意旨,即無民法第 1052 條第2 項但書規定之適用。」。另可參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11 年度家上更一字第 4 號民事判決:「上訴人因與被上訴人母親相處、互動出現問題,屢與被上訴人想法、作法不合,而上訴人面對婆媳問題,竟不斷以指責、辱罵、諷刺方式與被上訴人為不良溝通,甚至以貶抑人格、尊嚴之「媽寶」、「笨蛋」辱罵被上訴人,更以「三八」辱罵被上訴人之家人,未體諒被上訴人為人子女之難處,且絲毫無化解其與被上訴人之母親問題之意,僅反覆指責被上訴人,更表示不願繼續維持婚姻。惟如何調整及維繫兩造間之夫妻關係,及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母親間之親誼關係,實為兩造應共同面對及處理之課題,倘若兩造或其中一方不積極化解誤會及心結,定將逐步戕害兩造婚姻互信互愛之根基,動搖兩造夫妻間之親密關係,而上訴人動輒以上開言語批評被上訴人及其母親、家人,並不只一次表示要放棄此段婚姻,以致兩造無法為良性溝通,堪認上訴人對兩造婚姻出現破綻確有可歸責之事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婚字第 134 號民事判決:「被告於婚姻諮商過程中不尊重原告之想法,未能真切反省自己所為傷害原告甚深,猶不能同理原告之內心感受,實難認兩造婚姻尚有回復之可能…至被告主張原告就婚姻之破綻可歸責程度較高,不得請求裁判離婚云云,然揆諸首開說明,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意旨在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於兩造均可歸責情形,並無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但書適用,而本案被告就婚姻之破綻發生有可歸責事由已如上述,縱認原告亦有可歸責事由,被告亦不得主張不得裁判離婚,應甚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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